病人崔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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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崔永元
    崔永元为什么要骂《超级女声》，是我们采访的初衷。追问过后，才知道这多半只是一场误会，虽然他对《超级女声》的评委颇有微词。实际上，崔永元只看了10分钟的《超级女声》，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喜欢那些超级女生的，觉得她们青春活泼可爱。问题出在我们的电视没有“公共”和“商业”之分，这正是他目前大声疾呼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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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讲理地认为，如果是商业电视的一档商业节目，那么对于这档异常火爆的《超级女声》，任何人都没有置喙的权利；但如果它是公共电视的节目，它就应该被枪毙，因为它没有征求大家的同意，就播放了那些在他看来对孩子们不宜的东西。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不是崔永元说的，是一位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员在一次《抵制庸俗化》的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来的。崔永元丝毫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他坦白地说，虽然那句话不是他说的，他却坚决赞同，并且想借这次采访的机会声明，收视率是万恶之源，他认定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崔永元并没有像一些媒体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站在央视的立场上，以老大哥的姿态对《超级女声》大加挞伐。他倒是对央视某些主持人的不厚道的做法感到恶心和寒心，主持人在荧屏上虚伪地流泪，他在下边愤怒地呕吐。
    当然，他指出的，是电视界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人格和节目的分裂。很显然，一个不厚道的主持人，即使满口锦绣，也是会被他打入不屑一顾的另册的。
    7个多小时的采访，一次漫长的漫谈。在采访初衷所预设的那条通道上，并没有发现崔永元和《超级女声》之间的针尖对麦芒，我们遇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崔永元，幽默，睿智，轻其外，重其中，如在《实话实说》里那样，说些噱头，开些玩笑，在有意思的外表下端出致命的内核；也遇到了令我们感到有点吃惊的崔永元，那种不能抑制的忧愤，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对于良心、责任和道德的执著。
    他对世界和人应该是什么样，有一套近乎偏执与苛刻的，有点不顾国情世情人情的概念；对于那些恶梦般死死压住了他的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问题，总是按捺不住拍案而起的冲动。他看到那些有能力拍案而起的人越来越少了。但即使没有战友，即使前景不乐观，也没有任何人，任何阻碍可以将他驯化成一个沉默的，顺从的，对一切点头称是的人。
    但是悬在他头顶上的良心，并不总是像太阳一样将他照得光彩照人，有时，倒像一种坏气候，将他折磨得死去活来。这不是良心自身的问题，真正的坏气候，是良心四周的社会乱象和时代病症。崔永元真的有过死去活来的时候，抑郁症最严重时，他曾经需要24小时的陪护，曾经想过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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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采访到崔永元的那位心理医生，不能确认他的抑郁症仅仅是一种与职业相关的生理疾病，还是更多地源自这个时代的种种问题对于他的恶性刺激，但是当他的失眠越来越紧密地和那些折磨他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严重错位的时代，已经把这个失眠症和抑郁症患者拉到更深更黑暗的精神疾病中去了，让他不断地在绝望中反叛，又不断地在反叛中绝望。
    《实话实说》的继任者和晶说，“那些一袋一袋的中药、西药，怎么会没有副作用呢？”从这次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比那一袋一袋中药西药更厉害，更有毒的，是让崔永元横挑鼻子竖挑眼、怒不可遏的现实。
    他曾经是睥睨群雄的中国电视第一男主持，他开创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新形态。刚开始主持《实话实说》的时候，他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白发了还坐在《实话实说》的演播厅里，最后，他却因为越来越少的实话离开了《实话实说》。
    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只对我们的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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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
    北京高校图书馆四层，《电影传奇》工作室。
    办公室墙上贴满老电影海报，那可是崔永元的私藏，六七岁开始至今，他已收藏了300多张海报，3000多本电影连环画、小人书，这是他的最大财富，其中有几张电影博物馆一直盯着要，可崔永元不打算给，因为只剩下这一张了。崔永元穿着一套大裤衩和t恤，手里夹着根烟，里里外外地带我参观他的老电影王国。每台电脑屏幕上都是一张老电影明星旧照。

    正赶上他和他的伙伴们吃晚饭，“我不饿，咱们先聊着。”这一聊，从傍晚到半夜1点钟，崔永元除了不离手的烟外，也喝了点水。
    “我抽烟特别厉害，晚上睡不着觉，没事儿在那儿也抽。之前已经戒烟了，戒了很长一段时间，2002年得抑郁症以后又开始抽，一天要抽三包烟。”“一般身体受不了，但是疯子就受得了，抽五包都受得了。”他的自嘲。
    《电影传奇》的上班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9点半，因为抑郁症，晚上失眠已成常态，他的睡眠时间一般在早上到中午，当然，也有不睡的时候，那就特别没精神了，比如采访当天。“上午没睡多少，又跟他们说了一下午的事儿”，他微皱着眉头，握手也似乎有气无力，蜻蜓点水般，说话声音也小，可到了“电影现状”、“社会现状”、“媒体良心与责任”……崔永元的精神头儿上来了，音量也越来越大，冷幽默、激愤之情时而起之，烟蒂被掐灭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采访结束已近1点，精神比傍晚时好得多，但不知道他如何熬过这一个不眠之夜。
    在中国，姥姥也疼舅舅也爱的主持人，大概只有崔永元一个。《实话实说》时，机智幽默，插科打诨，还时常歪着嘴角坏笑，大家都叫他小崔，像隔壁家的小张、小李。
    一开始做《实话实说》时，崔永元特别有信心，老想着自己七八十岁满头银发了还坐在这个演播厅里，后来整个电视环境变了，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了，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实话实说》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一开始觉得，我能抑制这种下滑的趋势，我能让它继续往上走，后来我发现我抑制不了，就彻底绝望了。”因为不能看着节目就这样下去，2002年，崔永元离开了《实话实说》。那时崔永元的抑郁症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离开《实话实说》后，崔永元住进了医院，病情严重到需要24小时的陪护，甚至想过自杀。
    大家发现崔永元爱“较劲”、“较真”是在电影《手机》上映时，崔永元“炮轰”冯小刚、《手机》、编剧刘震云，一路下来，到前段时间的“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还有，“《超级女声》低俗”。
    所谓的“炮轰”，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与社会现状发生了冲突，他说自己是精神病，跟环境格格不入。
    近一年多来，除了在《小崔说事》和《电影传奇》里露面外，媒体上鲜有他的报道。“大概有一年了吧，我把手机什么的全都换了，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媒体记者知道我的这个手机号码。”他现在不相信媒体。
    他说离他心灵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费穆（《小城之春》导演）的书。“他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就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我当时看到这段的时候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
    崔永元说《小崔说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这个挣工资，养家糊口，而《电影传奇》则构筑了他的灵魂：“让我能活在老电影里，在老电影创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驰骋，当我面对现实，没有能力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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